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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灵魂潮湿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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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疾病在别处:疾病与社会政治迫害  

2009-11-01 22:53: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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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或瘟疫是如何发生?历史上,有关疫病发源地和病因的研究往往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自蒙昧时代以来,人类就不断地想要认识自身。作为与自我相互界定的参照物,他者一直是我们衡量自己的价值、特征或共同人性的标尺。只有能够成为自我参照物的才成其为他者。出于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恐慌自己不是上天神灵唯一的选民、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比不上相仿的人,人们常将旁人甚至其他民族“他者”化,在这一心态或者说群体意识作用下,某些道德化的疾病,特别是令人恐怖、令人羞愧的传染病往往成为泼向“他者”身上的脏水。由于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或是出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人们时常将一些未知不良的疾病或羞耻之物归咎于他人或某些特定的人群,既让自我或本土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划清界限,以形成一种文化避讳;同时又让他者或邻近的异己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关系暧昧,以宣泄一种对他者或他族的歧视。①关于某些传染病最常见的命名法为国家(民族)、地区加病(疮),以表明哪里是其祸根,因欧洲人互相埋怨指责,个个都在脑中经营着他族的他者身份,而不管梅毒的出处究竟如何,都把梅毒归入他国起源,于是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便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②诚如苏珊·桑塔格所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③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自己与这种极不“体面”的病有联系,并且忙不迭地把责任推向某个敌视的异邦。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族群系统的人们容易养成了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思维定式,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是歧视异族的心理。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有助于增进族群的团结与内聚,增强抗御恶劣环境的信心与勇气,增加对外族的防范与竞争能力,同时向外投射带有敌意的情绪能减轻自身的压力、稳定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倾向和一种广泛存在的责人不责己的文化偏见以及对他者的阴暗病态心理。

人类面对瘟疫的反应往往是过激的,在集体性焦虑、惊慌和恐惧下采取的一些非理性的自我保护的措施,很可能伤及无辜,乃至助纣为虐成为政治迫害的帮凶,侵犯人权和损害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利。苏珊·桑塔格的研究也“展示了一种‘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是如何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或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最初的文化偏见会转变为政治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躲避、驱赶,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导致因病而致或以病之名的社会歧视、排斥或政治迫害,在历史上上演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外族或异族或殖民土著人的恐惧与仇视,往往使这些人在历次的瘟疫流行中成为灾难转嫁的替罪羊。14世纪的黑死病最为严重,它夺去了欧洲大陆上1/4的人(约2500万人)的生命,导致社会瘫痪。由于当时无法诊断出病因,最后人们把狂疑的目光投射到犹太人身上,1347-1348年,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将他们成批地烧死驱逐到欧洲东部。十六、十七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犹太人、吉普塞人被认为是诱发鼠疫的根源而受到迫害颠沛流离。欧洲中世纪,癔病的群体发作,被认为是巫婆勾结魔鬼危害人类的结果,大量的女性被屈打。瑞瑟在“流行病学与历史:生态学的观点与社会反应”中,对疾病流行期间的种族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疾病流行期间,社会边缘团体、少数民族和穷人通常被指责为罪魁祸首:在欧洲,犹太人被当作是黑死病的制造者;在纽约,爱尔兰人被认为应对霍乱负责;在布鲁克林,意大利人被看作是脊髓灰质炎的来源。① “对麻风病人实施的驱逐与隔离,启迪了人们对新型瘟疫暴发时不幸染病者或疑似者的驱逐与隔离;而对所有疫病患者的驱逐与隔离,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异己的驱除和对整个社会的分隔。”由疫病控制引出了种种“规训”与“惩戒”将人们进行复杂的划分与深入的组织监视与控制,也是疫病影响、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②

当疾病借助道德隐喻而妖魔化,纯洁与腐败、文明与野蛮的殖民二元对立的逻辑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疾病政治斗争呈现出来。“现代历史进程中疾病的扩散与控制的惊心动魄的进程,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压迫和反抗的正反双方所洞察,它同时也就自然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对于那些殖民者、压迫者而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边界”就是在这个“疾病”的意义上被确立起来的。因此,数以千计的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世界的讲述,都与“疾病的蔓延”联系在一起,‘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携带者’的断言,乃是一切殖民计划的正当理由。”  ③198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关于乌干达艾滋病的现场报道中对在西方已经广为流行的艾滋病是由中非的一种绿猴子引起的说法继续煽风点火,并耸人听闻地宣称,在未来十年内,非洲将会回到黑暗时代。到那时,非洲不再有教师、医生和官员管理事物,所有的人都将成为艾滋病患者。据说,这是因为非洲男人们的性乱和极不负责任造成的。在过去,非洲曾经因为许多苦恼的事受过责难,但是从来没有像艾滋病这样被西方舆论搞到如此荒唐和滑稽可笑的地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与剥削歪曲了人们对艾滋病源于非洲的证据的态度,一些人甚至认为是西方科学家故意将AIDS源头嫁祸于非洲,艾滋病问题好像给非洲增加了更多更新的耻辱,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甚至说:“非洲的艾滋病报告是一种新的仇恨运动”。艾滋病的流行观念很容易被第一世界的妄想狂所操纵利用而背负上别有用心的政治内涵。由此,疾病成为一种道德隐喻,一种政治手段或阶级、种族压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成型。生物性的疾病固然可怕,但人类因社会文化的偏执和恐慌,所造成的疾病迫害,可能比病菌更为严重。当疾病借助道德隐喻而妖魔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沦为政治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滥用必然导致弱势群体更大的不满,而其中部分人则可能铤而走险,采用个人暴力实行社会报复。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结构性暴力和个人暴力可能构成一种正反馈。在冠冕堂皇的社会整体理念中,病人个体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沦为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常常被顺理成章牺牲掉,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保障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即使是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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