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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灵魂潮湿的心

飞翔的鸿鹄啊,今夜为我打开寂静之门

 
 
 

日志

 
 

上帝的怒火:疾病天谴论  

2009-06-02 00:08: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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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早期社会典籍《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的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阿波罗神为惩罚希腊领袖阿伽门农而在人间播撒瘟疫。疾病天谴观与西方基督教、犹太教的原罪观念有关。在《圣经?旧约》之《创世纪》中,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为上帝创造后被安排在伊甸园,他们可以随意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只是不能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但后来由于受到蛇的引诱,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并让亚当也作了同样的事,这就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上帝惩罚了蛇和人,并将人赶出了伊甸园。(注:《创世纪》第3章,第14-19节。)这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原罪”的来源。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正统神学的奠基者奥勒利乌?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对原罪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证,他说,人类始祖滥用了上帝所给予的信任,由从善走向了从恶,这种从恶的倾向不仅使得他们自己遭受了惩罚,还给他的后代带来了世代遗传的“原罪”。( 赵林:《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发展的逻辑线索》,《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1页。)在“原罪”思想下,基督教的尘世人生也就成为了一种罪感的人生:疾病、痛苦随着原罪而来到人间的。因为原罪,男人们汗流浃背地劳动,女人们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生育,到了收获以后,人们还不得不经受疾病和死亡的苦痛。疼痛是对不忠和背叛的惩罚,现实世界中生活腐化、灵魂污染和作恶必受上天谴责和惩罚。人类在尘世的生活只是一个过渡期,是人类赎罪的过程,警示、告诫、拯救成为“神谴或天谴”理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上帝恩赐的出现是为了拯救人们,使我们摆脱世俗及贪婪和罪恶,使我们有节制和公正的生活,等待幸福的希望和上帝的荣誉的出现。(提多书2:11)。

随着赋予疾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系。身体与疾病意义的神学解释变得复杂,“一方面,身体(肉体)根植于基督教的罪恶象征之中。人类身体的弱点和它最终腐烂以及人类不可避免的肉体有限性为原罪和自然堕落提供了一个显见的隐喻(Trye,1954)。另一方面,疾病可视作神意选择的标志,通过神意选择,正直的人们要受到痛苦考验的净化而变得完美(约伯和拉撒路等圣经人物就表现了这一主题。于是就有了三种重要类型的病痛——麻风病、歇斯底里和癫痫病-传统上这三种疾病既被视为人类罪恶产生的结果,又被视为神意选择的标志。在所有这些‘神圣疾病’之中,在病痛的宗教定义语境中,麻风病尤其具有启发性。”(《身体与社会》【英】布莱恩·特纳著马海良、赵国新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些尘世的磨难被视为上帝的恩惠。比如麻风病人此世的痛苦会抵消掉来世的苦难。正如Brody所言:“这种病既是可恶的罪人患的病,又是上帝特殊恩典赐予的疾病” 虽然麻疯病人被排斥在这个世界、这个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但是他们的存在依然是对上帝的一个可靠证明,因为这是上帝愤怒和恩宠的一个表征。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说:“我的朋友,主高兴让你染上这种疾病,你蒙受着主的极大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 癫狂与文明----福柯Brody.S.N(1974)The Disease of the Soul  .Ithaca,NY. And London.拉撒路的寓言提供了视麻风病为神赐苦难的一种手段,通过忍耐,这种神赐的苦难最终会得到神的奖赏。

而瘟疫则更是天谴,在英国两大教省之一的坎特伯雷教省,天主教大教堂主教于1348年9月28日的训令对瘟疫的解释是: 上帝对他的子民作下可怕的事,万事万物都要顺从于其意旨的统治。那些人是他爱的,他责难的和他惩罚的;也就是说,他在他们的人世用各种手段惩罚后者粗鄙的行为,是为了不让他们被永久的谴责。他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涌起,并且用它们来恐吓、折磨人类,这样就可以驱逐他们身上的罪孽。写过《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著名的作家笛福生活的年代适逢英国大瘟疫的出现,作家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当时瘟疫爆发以及人们的应对,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医学观、宗教观和价值观。他通过书中人物说到:“我认为,这场苦难是神复仇的特殊时节,上帝会特别地挑出合宜的对象,施予比平日更厉害的处置,彰显他的不悦……我相信,虽然上帝平时十分仁慈,忍受公然与他为敌的人,饶恕他們,但在这种时候,上帝不会再任人诋毁,否认其存在,蔑视他的复仇,任人嘲笑信徒对他的崇敬。我认为这种想法想法是合情合理的。这是惩处世人的日子,上帝发火之日……”(狄福《瘟疫纪事》)狄福提出,面对上帝突如其来的天谴时,人的心中还是可以存有希望、溫暖;而对生命的意志力就来自于宗教对心灵的抚慰。他相信只要能夠对降下天谴的上帝虔诚,诚心接受上帝的惩戒,相信上帝的万能,即使死亡来临,生命依旧充满意义。在科学与医学得以解释瘟疫之前,理性没有办法由因果关系中找到瘟疫的起因,只能劝诫民众给予上帝更多的敬畏与信仰,熄熄上帝的怨怒,让他对民众再度产生信心,而愿意施予仁慈之心,收回燃烧大地的瘟疫之火。

苏珊·桑塔格分析流行于西方的疾病天谴的观念时说:“就前现代对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为,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然而,对流性病的常见的描述,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史家们越是不受这种先入之间的左右,即疾病是对邪恶的惩罚,那他的描述就越发有能浓墨重彩于该流行病的扩散所昭示出来的那种道德腐败。……修昔底德谈到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的鼠疫如何造成了混乱和无法无天(‘及时行乐的作风取代了荣誉感和得体的举止’)……薄迦丘对一三四八年大鼠疫的描述——见《十日谈》前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历史上人7——所持的观点不外乎是:佛罗伦萨的公民们行为不检点。”(P。39)

疾病天谴和因果报应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有效的道德约束和惩戒机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违反正义的行为必须在现世受到惩罚,并不仅仅是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考虑,上帝和宗教让我们指望这种罪行即使在来世也会得到报应。虽然人们没有见过这种惩罚的先例,也不可能因此而不犯同样的罪行,但是我们却感到这种报应会如影相随,直到死后。所以我们觉得不能没有一个公正的上帝,他将为那些在世间饱受欺凌、无人为其主持公道的孤儿寡妇们复仇。因此,在任何一种宗教或世人所知的迷信中,都有一个地狱用来惩罚罪人,还有一个天堂用来报答善行。” [5]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西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82页)任何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暴力罪行,都应得到相宜的惩罚;任何被损害、破坏的人类交往正当关系或准则,都应得到相宜的补救和恢复。这就是西哲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校正正义”原则,疾病天谴和因果报应是一种宿命性、毁灭性的道德力量,它使病人这一称呼严重污名化,由一个“不幸的人”变成一个“罪人”,一个道德上有过错、有污点的人,即使他今生无错,也肯定是前世没做好事,这是一种或大快人心或令人绝望的道德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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